Anabasis

      对社会的惟一的防卫，就是彻底地了解它。一名年轻的绅士应该在他的承受能力之内逐步地进入社会，而且越早越好，因此需有安全而又娴熟的人来给他加以引导。社会的场景应该慢慢地为他揭开，他的进入也该一步一步，应该给他指出来自各种地位、脾性、意图和团体的人给他带来的危险。他应该做好准备接受一些人的打击，而受到另外一些人的善待。提醒他谁可能反对他，谁可能误导他，谁可能伤害他，以及谁可能为他服务。应该教他去了解和分辨这些不同的人，他应该明白什么地方要让这些人大白于人世，而什么时候又应该对他人的内情、意图和行为假装不知。倘若他过于鲁莽，用自己的力量和技能去冒险，时不时地让他因这些冒失而遭遇窘境，吃些苦头，只要不致伤及他的单纯、健康或名声，就不失为教他更加小心的一个好办法。

      我承认这里面含有大智慧，并不是作一些粗浅的思索或读一些书就能得来的，而是一个人睁开双眼涉身人世，结交各色人等，通过经验和观察，方能获得的结果。因此我认为在所有场合给一名年轻人灌输俗世的知识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等到他将来置身人海之中，不致像一名迷失了航线和没有指南针、航海图的海员一般，而是事先便注意到了岩礁和浅滩、激流和流沙，并知道一些如何掌舵的技术，使他在获得经验之前便不致沉没于大海之中。

[去年12月份在云南大学会议（古典西学在中国）上的发言，原刊《开放时代》09年第2期。中国文化论坛亦见编辑处理过的电子版。故转发于此，作为牛年首贴，以飨同好！]

陈建洪（南开大学哲学系）：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攻击
　　诗人和哲学家之争，大家比较熟悉的是柏拉图《理想国》里面对诗人的严肃攻击。比较而言，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对哲学的攻击，我们通常很少严肃地去思考，学哲学的人就更少严肃地对待这个攻击，因为它是喜剧性的而不是严肃的攻击。
　　《云》这部喜剧的主要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一个勤俭持家的农民斯瑞西阿得斯，娶了讲究享受生活的城里姑娘为妻，生了个做梦都沉迷于赛马的败家子。因为要给儿子买马，这个农民欠了一屁股的债，还债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却又没钱还。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希望他的儿子斐狄庇得斯洗心革面，不再沉迷于赛马，而是去上学。上学的目的地是苏格拉底的思想研究所，只要交钱就能上。上学可以达到两个效果，一是可以改变认识世界的方式，二是可以掌握辩论技巧，打赢债务官司，从而达到赖账的目的。根据阿里斯托芬的描述，苏格拉底是两大领域的教学和科研权威，一是自然科学研究，二是诉讼法学尤其是诉讼技巧研究。从现代眼光来看，苏格拉底实际上是个文理兼通的学术大师。斯瑞西阿得斯其实关心的主要是后面那门学问，也就是辩论技巧的学问。在这个剧本里，阿里斯托芬花了那么多笔墨去描述苏格拉底的自然科学研究，而且把苏格拉底研究自然科学问题的态度放到教授辩论技巧过程的前面。这说明了，自然科学研究态度是前提。只有经受自然科学研究的洗礼之后，并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世界，才能够真正理解和贯彻语言和辩论本身的力量。
　　喜欢运动的儿子斐狄庇得斯根本瞧不起思想研究所里面的白面书生，年迈的老父亲只好自己去学习。可是他实在太老了，学不动了，掌握不了苏格拉底那一套严格的语言和思维训练。儿子虽然不爱学那些文绉绉的东西，但毕竟还得靠老子养活，最后只能答应了去学习。他没有辜负老父亲的期望，掌握了苏格拉底舌吐莲花般的辩论技巧，轻松地赢得了辩论，从而合乎逻辑地赖掉了债务。老农民算是如愿以偿了，可是他也从此开始倒霉了：债务是了了，但纯粹逻辑的力量还得继续。领略了纯粹逻辑的美妙之后，儿子开始贯彻这种逻辑的彻底性，纯粹的逻辑力量怂恿了儿子胸中的肆意之情，他把他老爸给揍了，而且还无可挑剔地从逻辑上说明，他揍他老父亲完全有理。
　　法律和道德习俗的权威经不起纯粹的语言的分析。依据纯粹的语言技巧和美妙的逻辑力量战胜既定的法律，对于年轻人来说有时候是非常痛快的事情。年轻人既然认识到法律皆由凡人制定，很自然地想到制定新法取代旧法合情合理。古法要求子女孝敬父母，父母打孩子无可厚非。思想解放的年轻人要求进一步的法律解放，既然旧法允许父母打孩子，那么订立新法允许孩子打父母，逻辑上完全没有问题。老农民斯瑞西阿得斯终于领略到了纯粹逻辑力量的强大，意识到这个力量可以帮助他免除债务，但也可以毁掉他赖以生活的道德根基。他为了苏格拉底而抛弃神灵，失去了神灵在人类生活中的道德庇护作用。但是后悔则为时已晚，神灵既已失去，便无法挽回。要是去法庭告苏格拉底，又辩论不过他，无疑是以卵击石。所以，最终只有一条路：暴力摧毁。老农民一把火烧了苏格拉底的思想研究所。苏格拉底和他的门徒葬身火海，他的思想研究所也灰飞烟灭。
　　阿里斯托芬这个故事有点荒诞不经，但是给了哲学家很大的面子。因为在这个喜剧里面，哲学教育的影响力是相当地大。苏格拉底的思想研究所主要研究天文地理，传授语言辩论技巧。这个研究所里的学术研究不仅能够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有效地赢得官司。阿里斯托芬的喜剧给我们带来的一点启示是：纯粹的科学研究和逻辑研究，如果完全不顾对既定法律和习俗的影响，有可能引发既有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的解体。当然，旧秩序的解体未必是坏事，但是，什么样的秩序才是美好的秩序，这也是思想研究所里的每一个成员需要思考但是没有思考的问题。
　　阿里斯托芬的这部喜剧说明了，哲学本质上是一门洗心革面的学问，因此是一门危险的学问。但是阿里斯托芬是个喜剧家，他对哲学的喜剧描述的态度是不是值得认真对待？我想简单引述三个人的观点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严肃性。第一个就是英国的卡莱尔，他在《文学史讲演集》里边说：“苏格拉底标志着希腊的衰落，代表着希腊人过渡时期的思想。”他还说：“我完全认为他是感情深沉、有道德的人，但我又完全能理解阿里斯托芬对他的评价，说他是一个要用自己的革新将整个希腊毁灭的人。”这是卡莱尔的看法。第二个例子是尼采，他曾经猛烈地攻击苏格拉底，在《偶像的黄昏》这本书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是衰败的典型，是希腊没落和解体的征兆；苏格拉底辩证法的兴起，是小民崛起对贵族品味的颠覆。当然，卡莱尔可能是站在文学的角度赞同阿里斯托芬，尼采则是一位对哲学并不友善的哲学家。第三个例子是黑格尔，他是一位对哲学无比严肃的哲学家。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阿里斯托芬在《云》中所做的是完全正确的，对苏格拉底的嘲弄有非常深刻的理由，而且阿里斯托芬的诙谐是以深刻的严肃性为基础的。黑格尔认为，阿里斯托芬虽然以夸张的方式把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极端化了，但是不能说这种方式对苏格拉底不公正，因为阿里斯托芬认识到并且表达了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消极性。
　　卡莱尔、尼采和黑格尔这三位思想家都强调了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危险性和消极性，从不同的角度重申了阿里斯托芬攻击苏格拉底的严肃性和深刻性。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一百年以来，我们一直不假思索地为哲学辩护，中国哲学思想研究方面也是如此。传统的学问体系里边其实并没有哲学这么学科，我们的学者颇以此为耻。所以，现代的哲学史家花了很大的功夫去重建中国哲学史的传统。这种重建的努力似乎从来就没有去认真思索：哲学这门学问本身是否具有一定的消极性和危险性？如果缺乏这种思考，重构起来的中国哲学思想要么是实践的理论指导，要么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要么等而下之只是作为点缀的学识。所有这些都没有能够真正说明，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之处究竟在哪里。
　　柏拉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意阿里斯托芬对苏格拉底的攻击。在《苏格拉底的申辩》里面，柏拉图描述了苏格拉底遭人控告的两条罪名：不信城邦所信奉的神灵和败坏青年。这两条罪状和阿里斯托芬喜剧里面苏格拉底所教授的两门学问密切相关。苏格拉底研究自然科学的前提就是否认城邦所信任的希腊诸神，因此否认了诸神所维护的法律和道德秩序。秉承科学研究的态度，苏格拉底教导年轻人领略到语言本身的力量，寻找语言本身的摧毁力量。他的教授使得年轻的斐狄庇得斯蔑视法律的权威，只尊崇语言本身的逻辑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确实败坏了年轻人。由于年轻人是城邦的未来，苏格拉底也就败坏了城邦的未来。我想这也是卡莱尔和尼采的意思。阿里斯托芬以喜剧的形式解释了：哲学是城邦道德的根本“敌人”。柏拉图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但是柏拉图同时也强调：恰恰因为哲学是城邦道德的“敌人”，哲学是人类美好生活和人间永恒正义的朋友。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虽然瓦解了希腊城邦的政治气概，但也同时确立了希腊哲学的永恒光荣。苏格拉底辩证法和希腊城邦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在政治气象和哲学光辉之间，我们究竟该如何选择？我们应该凭借强盛的政治气象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还是依靠微弱而永恒的哲学为昏暗依旧的人间点上一盏长明灯？或者我们竟然可以二者兼得？

大海属于自由之疆，也正因此，大海也充满危险，因为那里毫无法度。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也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第五》)。

孔子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免感慨要避世而飘泊海上。他说，那随我出海的，一定是子路吧。老师亲自点名跟从，子路听了，心头不免欣喜。不过，孔子随即又找到了推翻出海的借口：子路，你比我勇敢，只是没有造船的材料啊。

这段对话说明了，离开陆地而飘泊海上需要勇气。孔子说没有材料造船，自然是借口。实际上，他仍然想要在陆地上实现他的道。子路虽勇气过人，但是“勇”从来就不是儒家的首要美德。

这段话还说明了，孔子从来没有想过道行于海的可能性。海洋之上漂泊的毕竟是没有法度的自由。

孔子可以不出海，可是海水毕竟席卷而来，严重冲击了大陆秩序。

西南联大哲学心理学系哲学组之必修课：西洋哲学史

这门课讲的是从希腊起直到近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的历史发展，是哲学组学生必须掌握的基础课。1937-38年由贺麟讲授，以后则一直由冯文潜讲授。贺麟治哲学史的观点是发展观，要求把各家学说联成一个从低到高的矛盾发展过程。冯文潜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态度严谨平实，虽然述而不作，但是研究工作踏实，讲授力求从切实的根据出发，以身作则地诱导学生认真学习，于开学初即规定学生不可只听讲课，必须选定一本西洋哲学史著作仔细研读，写出读书报告（用中、英文写都可）按周交阅。他认真批改，连文法错误都不放过。学生到他家领会报告时，他当面指导，态度既严肃又和蔼，使学生感到不认真学习简直是不道德的行为。

冯文潜其人

冯文潜（1896-1963）字柳漪，河北涿县人。1912年入南开中学，毕业后入南开大学预科，1917年留学美国，在格林奈尔学院毕业，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1922年转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1928年回国，先后任中央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南开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9年后任南开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天津历史博物馆馆长。//冯文潜热心教育，但是述而不作，从不发表自己的哲学见解，所以身后只留下《冯文潜美学讲演录》和《西方哲学史讲稿》等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3、137页。

郑昕(1905-1974)，安徽庐江人。1924年进入南开大学读哲学。1927年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和耶拿大学深造。他在新康德主义大师鲍赫的指导下深入研究康德哲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执教近40年，为在中国传播康德哲学贡献了毕生精力。他把长期积累的讲稿“平日随己之所好，心之所记，一笔之于书，剪裁成文”（《康德学述》弁言），先发表于《学术季刊》，后于1946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作者曾说过，“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就人类的文化思想发展来说，总是承先启后的，承先，不是将过去的学问成绩，积累起来，而是按着一定的原则，将以往的成绩，加以改造和再创，成为一种崭新的学问；惟如此方能启发后昆，表示他在历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康德便是这样的睥睨古人，下开百世的思想家”。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星期四（在北平清华大学）

　　7－9，叶企孙、熊大缜来晚饭。熊君又教宓乘自行车云。

1942年2月张伯苓致函蒋梦麟和梅贻琦：“太平洋战争爆发，暴日徒自速其败亡，我与同盟国之最后胜利为期当不在远；而我抗战停止之时，即我三校复校之时。展望将来，弥感兴奋。关于敝校复校事，拟先做人事上之准备。现时敝校教授人数，在西南联大占全校不及十五分之一，较之敝校战前相去悬殊，将来复校必感才荒。前此因无急需敝校遂未多聘新人，兹为复校计，不得不有所增聘，以为复校之准备。先生爱护敝校素所铭感，且我三校本以往一贯合作之精神，及将来互相协助之友谊，区区之意，定可赞助”。

1941年8月17日，冯文潜在日记中写到：“访宗岳（即邱宗岳），宗岳说昨天老饶（即饶毓泰）来谈到请人事。宗岳兄说，南开不行，无劲。饶说，听说你们现在很活跃吗。文院还聘史学教授。岳兄对我讲，这倒是对于南开一件好消息。至少还不至让人看不起，说我们完了。”

      近读亚氏《诗学》，碰到一些以前划过线的文字，兹录一段论诗史之较。对于亚氏这样的哲学家，诗歌始终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现代哲学家则越来越倾向于历史，最后依附于历史。

《诗学》第九章：“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得原则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用格律文写作（希罗多德德作品可以被改写成格律文，但仍然是一种历史，用不用格律不会改变这一点），而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所谓“带普遍性的事”，指根据可然或必然得原则某一类人可能会说的话或会做的事——诗要表现的就是这种普遍性，虽然其中的人物都有名字。所谓“具体事件”指阿尔基比阿得斯做过或遭遇过的事。”

Author: Jianhong Chen

Title: Betwee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A Study of Leo Strauss in Dialogue with Carl Schmitt

Publisher: VDM Verlag, November 2008.

Page: 212.

ISBN-10: 3639091752

ISBN-13: 978-363909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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